曾生云雪-Once Upon A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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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今的惯例，著作等身（姑且不论其行文质量）的可以叫文学家，炙手可热（姑且不论其政治声誉）的可以称政治家，那么像张献忠这样的家伙就是起义家了。

因为朝廷连年对东北的少数民族进行作战，官吏的贪腐、沉重的赋税和一次适时的天灾，终于酿成了甘陕地区不可遏制的民变。而在浩浩荡荡的造反大军中，就有这个还不甚出名的破落军户张献忠。起义军们拉帮结伙，打家劫舍，简直是闹腾得不亦乐乎。但是奇迹般的，怀揣“抚办”圣旨而来的大明三边总制杨鹤大人用纯粹的人格魅力感召了大部分的流民，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数不清的反贼率部归降——造反也不是没有风险的，他们就指着能分到朝廷的招安银子，然后回到世世代代束缚着他们的土地上去继续艰难地生存。于是，尚未发迹的张献忠也随着自己的老板王嘉胤理所当然得投降了杨大人。但是，一个严酷的事实摆在眼前：崇祯，这个中国最大的地主，赫然发现自己家里也没有多余的钱粮来安置这些数以百万计的流民。于是，在半年之后的崇祯四年，西北复乱，生存都无法得到保障的张献忠也跟着主子再一次举起了“反人”的大旗。

值得一提的是，日后创出了偌大风头的明末西北变乱中的领军人物——闯王高迎详，他此时正和张献忠一起在王嘉胤的手下当差，过着颠沛流离、打打杀杀的日子，但风云际会的历史终将记住他们的名字。

此时朝廷也动了真怒，新崛起的猛人洪承畴用他的直系“洪兵”和高压铁血的镇压策略使陕西变乱为之一靖。当地的起义军因为不堪其铁腕手段，纷纷逃窜到山西境内，而在此期间，张献忠凭借堂堂的相貌与几次不俗的战绩，在起义军内部有了西营八大王的美誉，他掌握住了自己的独立部署，开始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大人物。

崇祯六年，革命形势一度恶化，几乎所有的起义军都被另一个明朝悍将左良玉围在了河南武安，其中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高迎详、李自成、罗汝才之外，当然还少不了张献忠，他们都已经从小兵混成了将军。事实上，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只要明军凭借地形上的优势继续猛打猛攻，消灭这伙人是指日可待的事。但明军的总指挥官，京城总兵王朴大人出于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主要是受了银子），批准了众多起义军的申请，这就给了张献忠之流难得的可乘之机。于是他们以投降作为掩护，乘着官军松懈的当口一举冲出包围圈。当滚滚人流滚出武安的时候，他们知道，自己同时也滚向了更加美好的明天。收到战报之后的崇祯皇帝似乎气得踢了桌子，王朴将军倒了霉，而历史的大车也驶上了另一条路。

崇祯七年，这又是起义军的一个生死关口。大明新上任的五省总督陈奇瑜是个庙算奇才，他用天才的战略又将张献忠他们一起赶到了一个死地——陕南，车厢峡。当时的情况是，起义军进了车厢峡，出入两个口都被埋伏于此官军合上。可以想象，一个弹丸之地被硬生生地塞进几十万人，官兵们只要不断地往下面扔石块就可以轻易解决掉这帮人。于是起义军故技重施，他们打出了投降的申请报告。可惜的是，陈奇瑜可以算出置敌于死地的策略，却永远也算不出这批草莽枭雄的居心。陈司令头一昏，和历史上的王朴将军一样犯了接受起义军投降的错误。张献忠们走出包围圈之后二话不说立即反水。结果是崇祯暴怒，陈奇瑜被免职，一切又要重头重来。但此时的流民大军已经不是吴下阿蒙，他们已经渐成燎原之势了。

崇祯十年，在大明新任兵部尚书杨昌嗣“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破战略指导下，张献忠在湖广一带终于混不下去了，他决定向离自己最近的重量级人物熊文灿总督投降。这个熊总督还招降过另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名人，他叫郑芝龙，有人也许不认识他，那你一定认识他的儿子，收复台湾的民资英雄郑成功。但熊总督其实是个水货，仗他是打不来的，整天巴不得别人的投降。比较搞笑的是当时还有另外一拨起义军刘国能部和张献忠争夺这个投降的名额。最终还是张献忠技高一筹，顺利地束手就降。

崇祯十二年，经过了充分的休整之后，按捺了两年的张献忠终于忍不住了，他带着跟着他无数次南征北战的民兵又一次对官军抽出了屠刀。熊总督的下场大家可想而知，崇祯估计只能吐血，而从今以后张献忠再也不需要投降，因为九州的版图上已经没有人能奈何得了他了。

这个起义家终于混出了头，从此以后，他就是大西王张献忠。

故事讲完，其实上面的话也只是概括性的说了说张献忠主要的投降事迹，实际的次数当然不会只有这么点。我们看以看到，张献忠的所谓“习惯性”投降，在历史上也算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我们很难于另一个时空里再复制出这荒诞的一幕幕闹剧。

其实单从表面看来，后世孙逸仙的经历和张献忠有类似的地方。张献忠通过一次次的投降与反水最后成了一方豪强，而孙逸仙经过一次次的起义与失败，成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宋家皇朝》中说，孙文成功的过程是通过了“十一次的革命”，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张献忠和孙文又有本质上的不同，后者怀揣着救民于水火的抱负，屡屡起事而愈挫愈奋，终于在调和了各方面利益的情况下逼迫清帝退位，使共和称为了名义上的国本主张。而张献忠的所作所为就很让人费解了。“投降主义”这顶帽子似乎是不能扣在他头上的，因为投降于他而言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张献忠的方式独一无二，并不是宋江的2.0版。假如投降也意味着张献忠“革命”失败的话，那他通过的革命次数也许已经达到了“屈指可数”的程度，当然，最好再用上你的脚趾。

我们也许会问，是什么促使张献忠一次次地投降并且乐此不疲？

首先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投降能给张献忠集团带来好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崇祯本人和他派出去的剿匪司令们也能从中获得短期性的利益。张献忠借机可以得到喘息与休整，为若干时间之后的卷土重来作准备，期间不用担心官军的进剿，还可以从朝廷获得粮饷补充，甚至能再把数以千计的无业流民拉进武装队伍中，简直是无本万利的买卖。而明朝的诸位总兵因为平息内乱得以加官进爵（虽然最终成功升官的几乎没有，大多在张的反水之后被罢免），皇帝本人也赖以后方情势的放松而专心对付女真大敌。

可以想象，在张献忠决定投降的时候，对战的双方恐怕都会为此吁出一口长气。于是他们得到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这个和谐互洽的蜜月期一直会持续到下次反目。

那么，为什么朝廷可以容忍一个流寇无数次的降而复反，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自己的威信，而张献忠又何以能在每次投降之后都能势力倍增地东山再起呢？其实原因说到底只是两个字：实力。

而这个实力的背后还有一双更为幽暗的眼睛，制度。

朝廷没有使人民安居乐业的实力，甚至在某中程度上加剧了人民的苦难，于是就连原本老实巴交的农民也不堪忍受，他们举着棍棒揭竿而起，化身为凶神恶煞的复仇机器。可以想见，在西北与东北两面受敌的情况下朝廷并不能够一举荡平流民大军，而流民大军也吃不下明朝经营了两百年的庞大基业。于是征伐之后，双方决定各退一步，甲方姑息乙方以获得时间，乙方获得时间以增进实力，两边各取所需，都把自己的筹码压在了并不遥远的未来。

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将是最后的赢家。

结果是甲乙双方都没有保有或取得天下，北京城最后被另一个闯王李自成攻了下来。为起义军纠结了无数次的崇祯终于在煤山的苍松之下获得了解脱，而他赖以为左膀右臂的良将也大多离去，其中杨昌嗣病重而死，曹文诏、卢象生亡于沙场，洪承畴降清，左良玉不受节制。之后不久，清兵八旗入关，已成乌合之众的李自成部自然不能抵挡，于是兵败如山，宇内涂炭。

而最后，是那个“经过了十一次革命”的孙文用青天白日终结了这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荒诞时代。

你看到制度的魔咒在其中是如何生效的吗，又是哪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这一切？在民智稍启的当今世界，还能够看到这样的起义家吗？